长期以来，由于习惯听命于院长、庭长、审判长发号施令，法官的个性自然受到压抑，才能无法发挥。

这可以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从而做到整体惩治力度不减，以确保社会治安形势的稳定。2014年11月初，全国人大官网公布了《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至12月初。

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对于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无疑将发挥重要作用。民告官却见官难是行政诉讼一直存在的突出问题。新法将具体行政行为改成了行政行为，为适当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清除了法律原则障碍，同时以列举的形式增加了对行政机关作出关于自然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决定不服、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多种新型案件。2014年6月，中央决定就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4项改革，在东、中、西部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根据方案，上海准备用3—5年的过渡期，逐步实现不在办案岗位法官、检察官的择岗分流，法官、检察官主要从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中择优选任，同时从优秀的律师、法律学者等专业人才中公开选拔或调任法官、检察官。

唯有深化司法改革，彻底清除司法潜规则，实现完全彻底的法院独立审判，兑现宪法第126条关于独立审判的庄严承诺，法院才能不受公安、检察院的影响，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做到疑罪从无，才能将每一起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草案还规定，法律按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利害关系人、有关部门、专家等方面的意见。这三统一和四善于，既是对过去党领导法治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对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领导作出的系统部署和提出的进一步要求。

我们党是执政党，明确以法治作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逐步形成不能腐的制度体系，真正把权力的篱笆扎得更紧，切实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反过来，国法与党纪的内容，从严格的标准和严格的程度上看，又有一个倒递进的关系。如果不讲条件、不设前提，直接诘问党大还是法大，就是一个伪命题。

在中国，没有法外之地，没有法外之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开启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时代，得到全党全国人民广泛赞誉和一致拥护，国外大多数舆论也给予积极评价。

党领导人民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转化为国家的意志，成为法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命题是人们对一些社会现象提出的问题。我们就是在不折不扣贯彻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们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推进法治建设中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是，现实中仍然有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比较淡薄，有的依然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徇私枉法等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对于贯彻落实好四中全会精神，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坚定信心，坚定不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和法分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和领域，政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我们党就是在这样的奋斗过程中被历史和人民选择的。

除有的人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是有意制造理论和舆论混乱。三是强国，实行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是被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的一条铁律。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受封建社会长期人治传统的影响，过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严重存在着像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所说的那些现象，由于种种原因，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不同程度上广泛存在，由此产生权力滥用，造成很大的危害。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确保依法治国的正确政治方向。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党内的其他法规是以党章为依据派生出来的，国家的其他法律法规是以宪法为根据衍生出来的。党章则规定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以执政党的纲领来保证宪法法律的实施。党的一些决定通过政策实施后，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然后经过修订和完善，逐步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法规。

共产党员特别是关键少数的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严格遵守党纪，还要严格遵守国法，并且要在遵纪守法上起模范带头作用。党员领导干部，无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贡献多少，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都必须牢记法律红线不可触、法律底线不可越，自觉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和权利、履行职责和义务。

一是救国，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提出的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个真命题。

在现代社会，权力的行使和运行必须要有法的依据，必须以法的规定使权力上下左右受限有控。党大还是法大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关系问题。

我们党以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以宪法法律治国理政。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领导关系、依存关系看，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我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还要不断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终实现不想腐

（根据2014年11月1日在《经济导刊》编辑部举办的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所以记录制度大概也很难落实。

在地方发展和稳定两大目标面前，司法机关也许还得让路。从加强法院的独立性开始，但不必急于同时推进法官的独立性。

但上级直管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人情关系网的不当干预，效果有待实践检验，因为只要生活在地方社会空间中，人情和关系就难以避免。审判要考量的因素越来越多，这是不能回避的。

面对内、外部复杂的环境和繁重的审判任务，任何法院都无法接受权力在法官、压力在法院、责任在院长的格局，因此其内部管理会越来越行政化，层层审批。武汉中院当年的整体腐败就是一个教训。中国基层，从县城到中小城市是一个熟人社会，地方党政干部实际上也是一个由熟人组成的圈子。司法改革的精神，是弱化版本的法律职业化。

有时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可能引发公众的广泛注意，甚至转化为政治问题，地方党政领导必然介入案件的处理。它分散了法官个人身上的压力。

针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监督也不易落实。前不久，我们正好就基层司法实践中，党政领导和司法审判的关系进行调研。

中西部基层法院冗员多，合格法官不够。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有很大的隐蔽性，不易监督。